作为一个民望颇重的媒体，今年5月26日《南方周末》关于北方大旱的报道引起许多关注是在意料之中的。随后6月2日的报纸就有了反响，在头版登出了三位读者的来信。其中有两位读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学校里对水的浪费。自来水哗哗地流着，洗一双袜子也要用两盆水，这种现象让他们感到痛心。他们的来信表达了对水的珍惜，也表达了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的良好愿望和决心。我尊敬这种愿望和决心，但是不喜欢这个逻辑。
在后面两封读者来信中，明显可以看到有一种中学作文法的痕迹，此法可大致归纳如下：开门见山，推出宏观道理；闭门思过，找出身边差距。以第二位读者来信为例，他首先推出宏观道理：“旱灾更多是由人祸而非天灾引起。”随后就讲出了身边差距，说到学校里的人对水的浪费。这是一种省事的、容易获得平均分数以上的作文方法，也是一种简单的、政治上正确的对重大社会事件的表态方法。在这种方法后面，潜藏着一种可怕的逻辑。它把社会的重大问题归结到个人的行为，把首先应该宏观上操作的技术问题转化为个人的主观意识问题。当然，这种逻辑不是他们发明的，而是他们被潜移默化的接受的。这种逻辑长期潜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成为我们在困难时寻找解决途径的本能反应。以前叫舍小家保大家，现在叫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什么什么，世界就变成什么什么。一旦社会的宏观运作上出现了问题，就来个全民动员。比如国家没有钱办教育，就号召大家捐款给希望工程。现在北方大旱，就要求个人进行节约用水的道德反省。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洗一双袜子用两盆水是值得鼓励的，而是觉得洗袜子的同学不该承受这样大的道德谴责。因为引起大旱的人祸绝非学校里长开的水龙头和洗一双袜子用的两盆水。
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也都意识到大水、大旱的真正原因是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有人甚至提出应该把环保作为绝对律令，一切以环保为原则来衡量。根据这个原则有人批评杨澜的《凭海临风》，因为这本书竟然用了大量的留白，所以是对纸张的浪费，也就是对森林的浪费。这种谴责未免就大得可笑了。我四月份在云南过了泼水节，倘若以环保律令来要求，与洗袜子用两盆水相比，这个节日岂不是简直是罪大恶极，应该予以取缔？前些年有些学校提倡不用圣诞卡，说这样可以节约多少多少森林。这些想法从环保的角度当然是不错的，也是可以提倡的。但是，事情不能到此为止。
我们国家的生态现状和环保现实都让人痛心，有人把它归结为人民群众素质不高，有很多陈旧的不利环保的习俗等等。所以需要教育人民，制止人民。我以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避重就轻的思路。因为真正对环境造成重大破坏的不是民众的个体行为，而是权力机构的集团行为。真正素质不高的不是人民，而是政府官员。就算是所谓落后地区的民众刀耕火种，一年到头也砍不了几棵树。出于本能，或者是出于对鬼神的迷信，山民也会敬山爱水。也有许多我们可能称之为迷信的风俗制约着人们，什么样的树可以砍，什么样的树不能砍，砍什么样树要拜祭山神，等等。只有权力机构组织的装备了现代工具和思想的伐木队伍，才能没有任何顾忌地几年剃秃一座山。也只有得到权利机构批准的工厂，才能源源不断地排除大量废水，把大河搞臭，把地下水搞臭。
刚才看电视，淮河流域的一个村庄，因附近淮河支流被污染，地下水也被污染，不得不去离村几公里外的地方买水吃用。我想，在河流被污染之前，这里的世世代代都不会考虑洗一双袜子该用多少水这样的问题。可是，现在，他们必须“节约”用水了。他们没有水，并不是因为他们曾经浪费过水。
我们洗袜子时少用一点水，或者干脆少洗几次澡，当然能够对我们的环保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相对于工业污染来说，这种贡献是无穷小。有许多招贴画都算过，如果全国人民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能炼多少多少吨钢，浇多少多少亩地。这种应用题使人们陷入一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有道德意义的琐碎事务中。说句抬杠的话，如果把每人节约出的这一滴水搜集起来，真正起到炼多少钢浇多少地的作用，所花费的成本还不如让我们每个人多浪费一滴。同时，这种计算颠倒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我倒是倾向于把帐反过来算：如果拆掉一座化工厂，能让我们洗袜子的时候多用多少盆水，每年多洗几次澡？
说到个人，按照中国的古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大旱，我们分担。可是该怎样分担？洗袜子时少用点水，见到水龙头开着就把它关上，当然是好的。但是，这只是个人的修养甚至只是习惯，如果在全校范围内展开一场洗袜用水的道德反省和监督，就会让人感到恐怖。这种源自作文法的自责似的表态只能让人获得道德上的正义性，实在没有多少可操作性，相反，却使人迷失了真正的目标。好比在西瓜堆里拣芝麻，不知谁大谁小。如果真的要尽匹夫之责，就该追问：那些从雪山走来的水都到哪些地方去了，在哪些地方失去了雪山的纯洁？谁该为此负责？该对责任者进行怎样的惩罚？是否已经实施了有效的惩罚？怎样保证有效的惩罚？怎样对环保部门和政府权利部门的任何有关环境的政策和执行进行真正的监督？
